“因为他的右手放在桌上。”女侍回答，“他脱掉一只手套喝茶，手上戴着一枚黑色戒指。”

埃利奥特问：“什么形状？”

女侍看见制服重新加入询问，肩膀又紧了一下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有家徽吗？”

“不记得。”

“边缘是否缺了一角？”

“我没有看那么仔细。”

埃利奥特显然还想继续，我先问：“如果让你从几枚戒指中选择，能认出来吗？”

女侍犹豫很久，最终摇头。

“很好。”我说。

埃利奥特皱眉。

“这哪里好？”

“她不知道的时候愿意承认不知道，总比挑中我们最希望她挑中的那一枚好。”

如果一个证人在反复暗示下认出了塞巴斯蒂安的印戒，案情或许会因此简单许多，却未必更接近真相。我宁可暂时保留一枚模糊的黑色戒指，也不愿得到一个由提问者亲手制造的答案。

女侍继续回忆，第二名男人与卢西娅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期间没有争吵，只在快结束时，卢西娅的声音提高了一次。

她说不清卢西娅讲了什么，只听见最后一句：

“十八年前你也这样答应过。”

男人没有回应。

短斗篷访客离开大约十分钟后，卢西娅拉响铃绳，要求送一壶热水。厨房一时没有准备好。第二名男人抵达时，厨房恰好烧好了热水。

会面尚未结束，女侍端着铜壶上楼。卢西娅听见脚步声，走到楼梯转角接水，并低声询问后门的马车是否已经备好。七号房的门留着一道缝，女侍从门外看见那名男人站在桌边，右手拿着银水壶，左手搭在壶盖上。等她与卢西娅重新进门时，男人已经把水壶放回原处，只说壶身上的纹章很眼熟。

“他打开过银盖吗？”埃利奥特问。

“我没有看清。”

“拿了多久？”

“不到一分钟。”

这是接触水壶的机会。

但短斗篷访客比他更早进入房间，也有机会在女侍离开时接触水壶。黑色手套同样可以解释银盖螺纹里的纤维。机会并不等于行为。

“他离开时戴上手套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戴了。”

“哪一只手拿文件箱？”

“还是左手。”

“马车呢？”

“停在马厩外，没有家徽。车夫一直没有下来。”

“你能认出车夫吗？”

“如果再见到，也许可以。”

这一次，埃利奥特没有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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