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傅寒涛，二十四岁，在城里的机械厂做宣传干事，会写点快板书，也能画几笔宣传画。
送我来的原因很简单，我总画些“不合时宜”的东西——车床的阴影扭曲如怪物，炼钢炉的火光里映出哭泣的人脸，表彰大会的横幅在我笔下像垂落的肠子。
领导拍着桌子说我思想深处有“阴暗面”，需要“阳光治疗”。
于是，我来到了这里。
中心的名字听着正气，坐落在一处据说解放前是某军阀避暑山庄的旧建筑群里。
灰墙高耸，环绕着密不透风的杉树林，只有一条颠簸的土路与外界相连。
主楼是中西合璧的三层砖楼，廊柱粗大，窗框窄小，像一只蹲伏在群山阴影里的巨兽，沉默地张着嘴。
接待我的是中心副主任，姓秦，四十多岁，面容清癯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总是微微眯着，带着一种医生特有的、专注而温和的审视。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纽扣一直扣到脖颈，说话声音不高，吐字清晰，带着南方口音，像潺潺的溪水，听着让人莫名安心。
“小傅同志，欢迎你。”秦主任和我握了握手，他的手干燥温暖，力道适中，“来到这里，就把这里当家。
你的问题，我们初步研判，属于典型的‘创造性思维与集体认知光谱偏离’，伴随轻度感知轴联想紊乱。
不要有压力，这不是病，是‘认知调适’暂时遇到了困难。”
他说着我听不太懂但似乎很专业的词，引我穿过光线昏暗的走廊，墙壁刷着半截绿漆，散发着一股消毒水和陈旧石灰混合的气味。
偶尔有穿着浅蓝色条纹病号服的人低头走过，悄无声息，眼神大多空茫，偶尔有人抬眼瞥我一下，那目光里没有任何内容，像擦得过分干净的玻璃。
我的房间在一楼尽头，不大，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一把椅，一个掉了漆的暖水瓶。
窗外是高大的杉树，枝叶几乎抵着玻璃，透进来的光都是绿的、冷的。
秦主任指着墙上贴的一张作息表：“按时作息，按时服药，按时参加集体活动和个体辅导。
你的情况不严重，主要是‘代偿性联想过剩’，我们会帮你建立更健康、更积极的‘认知代偿’通路。”
“代偿？”我捕捉到这个陌生的词。
“打个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