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然的话头就会聚焦到这两年最轰动朝野的两件事，一个是铁路，一个是新税法。

反而技术站这种会从实际上改变大雍的官吏结构的“政治制度”层面的东西，在掀起一些话题之后，被朝野上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——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技术站对于地方来说是纯收益，里面可操作、可牟利的空间太大，而带来的危机和风险又太遥远，于是大家都，心照不宣了。

窗外的农田倏忽间变成了小块，开始伴随着更为密集的民居，以及很明显是厂房和畜牧场、养殖场的建筑。这些农田更稀疏的地方，按照李咎的地理环境图书科普的理论，种了许多防风防沙的行道树。

李咎注意到，田间不仅有收获的农民，也有许多忙忙碌碌的差役。

秦王也看到了那些人影，他估算了一下地点，说道：“是清丈土地的差役。”

小莲说道：“京畿一带清丈土地的鹅速度比别处快，因为隐瞒的情况少，反抗的情况的也少。我想淮南道也会很快的。”

淮南道行商和读书的风气太盛了，对于人头税改田亩税的抵触没有那么强烈。

话又说回来，也就是趁着现在商人地位低下，他们才敢把商税一步到位提得很高。那些商人还会感恩戴德，高商税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和话语权——税可是对国家、朝廷的贡献的象征。而且高商税意味着更好的保护。

未来如果时代变了，想从税收和制度上再改一次倾向平民，恐怕受到的阻挠就不是现在这些小打小闹。

从这个层面来说，皇帝的权威能贯彻他的意志，若是遇见明君，在制度落后于时代时厉行改革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然而将来的时代变局，真的能寄希望于一个凡人吗？特别是这个人周围围绕的臣子、师父，全是代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利益的人的情况下，未来的皇帝他真的能看到最低的尘土吗？

在城阳的好奇的询问和小莲的回答中，李咎的思路已经走到了百年以后。

那时候的大雍应该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生产力，代表着大商人大zb家利益的新兴阶级崛起。

一般历史规律，新阶级一定有新的利益追求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通过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以维护、巩固自己的利益。

那时候应该没有殖民一说，李咎早在十年前就在部署地理大发现了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他还能再活三十年，在他的控制下，结合大雍本来的传统文化思想特点，大雍不会输出殖民主义。既然这四十年没有输出殖民主义，以后再有人想输出，也晚了。

没有殖民地，市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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